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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书评︱葛兆光再谈历史上的中国内外
 

  葛兆光教授2017年2月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《历史中国的内与外——有关“中国”与“周边”概念的再澄清》,他说,这是他有关“中国”的第三部,也是最后一部专书。在这部书中,他针对2011年《宅兹中国》、2014年《何为中国》出版以来各方面的质疑和回响,再次讨论有关“中国”与“周边”的概念,以及历史上中国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变迁,他强调,对历史中国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,不能用现代概念切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、族群和国家。

  澎湃新闻:这些年来,您一直强调“从周边看中国”,那么,“周边”到底指什么,为什么您要在这本新书里重新讨论这个概念?

  葛兆光:重新讨论这个问题,是因为我们也包括学界很多人,习惯用现代中国边界来划分传统中国的内外,然后展开历史论述。其实,这种做法会导致很多误会。从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,中国的“周边”不仅仅是现在仍然在国境之外的朝鲜、日本、(外)蒙古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俄罗斯等现在所谓的“外国”,也许在古代还应当包括已经在“现代中国”境内,但不一定是“历史中国”之内的周边区域,就像古代所说的南蛮、北狄、东夷、西戎,也包括后来逐渐成为“中国”的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、彝地区等等。所以,我在这本书里,用了一章讲“周边”的一些地方,怎样从中国之“外”,变成“中国”之“内”,又用了一章来讲一些“中国”之“内”,怎样又变成中国之“外”,这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历史上的中国,疆域、族群有很多移动,要改变那种用现代中国的固定边界来反看历史中国,来书写中国历史的习惯。

  澎湃新闻:那么,和“周边”相对,“中国”具有稳定性吗?“中国”这一观念大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?

  葛兆光:“中国”这个词当然来源很早,但是研究历史,不能寻章摘句,仅仅从古文献中的一些词汇上,来判断“中国”的历史起源。借用前辈学者的说法,从外部来说,就是没有“他者”就没有“我者”,从内部来说,“国家意识”的形成和延续不光要“统一”还要有“统合”。我觉得应该看内外两方面,秦汉不仅从政治、制度、文化上,在内部奠定大致同一的“中国”,而且通过与匈奴等异族的区分和战争,在外部确认了“我者”(中国)与“他者”(域外),这才奠定了“中国”。

  当然,秦汉奠定的这个“中国”有一点特别,这就是在政治、制度、文化上熔铸成的这个“中国”,一开始就相当稳定和庞大,在很长历史过程中,外力无法完全打散这个政治-文化共同体。所以,“中国”和“周边”,无论在历史上表现为帝国与藩属(如汉唐时代的周边诸国),或者表现为彼此敌国(如宋辽金夏),还是表现为帝国与“内地”(如蒙元和满清的本部行省),它就像钢筋水泥里面的钢筋一样,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。因此,在回溯历史的时候,应当承认,“中国”特别是汉族中国,作为一个族群认同的文化象征,作为一个文化习俗相对同一的社会基础,作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,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,确实保持了相当明显的延续性与稳定性。

  葛兆光:秦汉以来,中华帝国疆域向“周边”渐渐扩大,由于战争、移民和通商等因素,一些原本的“外国”渐渐成为“中国”,一些“异族”渐渐融入“华夏”,形成庞大的所谓“天下帝国”。但是,我也提醒读者,帝国疆域有时也向内收缩,收缩便使得原本一些“中国”区域以及族群,渐渐变成“外国”或“外国人”——所以,我们没有理由拿了空间最大的时代,当作中国的必然疆域,也没有理由“倒写历史”,把现代中国版图上所有发生过的事件、出现过的人物、存在过的政权,统统都写在那个叫做“中国”的历史里面。

  我觉得,“历史过程”是在追溯“中国”的时候,始终应当关注的问题,抽离了“历史过程”,不仅不是追求真实和客观的历史学,恐怕只是为现代中国寻求合法性解释的政治学。当然,在政治与学术总是互相纠缠的时代,很多学者都面临尴尬。可是,如果我们稍稍能够改变一下我们的历史观,不再按照现代国族理念倒着进行历史追叙,历史论述就能够超越现代国境。因为只有一个圆心一条直线的历史叙述,会使得历史书写有中心有边缘,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,如果历史仅仅聚焦中心,边缘总是会被舍弃;可是,如果有若干个圆心,划出多个历史圈,在这些历史圈边缘的彼此交错中,就会有很多重叠,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地区重新观看历史,也许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历史风景。

  澎湃新闻:我注意到您在这部书中,特别讨论了“汉化”等问题,国际学界在讨论“中国”的时候,这个概念常常被使用,也引起很多争论,我们应该怎样理解?

  葛兆光:现在的国际学界讨论中国,往往涉及三个概念。首先,是所谓“汉化”;其次,说到“汉化”又涉及“殖民”;再次,讨论“殖民”则不能不讨论,中国是否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帝国一样,也是一个“帝国”?这三个概念互相关联,确实争议纷纷,但我希望可以理性和客观,跳出自己的立场,来讨论这三个中外有异议的问题。我觉得,历史上的这个“中国”是五方杂糅而来的,在战争、贸易、文化传播或人口迁移过程中,在国家、官吏与士绅推动的“归流”或“教化”等努力下,往往出现文化甚至族群上的杂糅与融合。我们不必特别忌讳“汉化”这个词汇,就像我们同样不必忌讳中国(尤其是清帝国)也曾是一个推动“殖民事业”的帝国一样,中国确实曾经推动这种以汉族文化为普遍的、高级的文化的“文明化”,也曾经作为一个帝国“开疆拓土”,只是后来这个“文明化”在近代被西方的“文明化”替代了,这个“帝国”被其他“帝国”打败了而已。

  其实,古代中国历史上,往往是北方胡人南下,使得中原“胡化”,但是他们在中原又逐渐“汉化”,汉族在历史上逐渐南下,使得南方各族逐渐“汉化”,但是在汉化同时,汉人也在逐渐“夷化”,这种“胡化”、“汉化”,“汉化”、“夷化”交错的过程,贯穿了整个历史,没有必要避讳这种历史现象呀。

  葛兆光:总的来说,我这本书想说明的是,第一,你不能用现代国家(如“领土”、“统一”)来想象古代帝国,也不能用古代帝国(如“大一统”)来理解现代国家。有关“内”与“外”,从传统的“宗主权”到现代的“主权”,从传统的“边疆”到现代的“边界”,从传统的“臣民”到现代的“国民”,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第二,如果仍然沿袭传统帝国意识处理现代内外事务,或者固守现代国家的观念来想象古代帝国的历史,也许会“雾里看花”或者“坐井观天”。现代世界上,很多民族矛盾、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,往往来自这种不合适的“顺说”或“倒推”。第三,在现代经由条约建立独立主权、推行平等外交的时代,传统对外的朝贡体系已经崩溃;在承认民族自决权力的时代,对内的羁縻 / 自治策略也往往遭遇挑战;那么,“中国”应当如何适应(或者改变)这一现实世界?

  我总觉得,因为如今的“中国”兼有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复杂性,所以,它在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中,无论“内”与“外”都会遭遇一些麻烦。

  葛兆光:我总觉得,现在国内讨论“新清史”,情况变得有点儿怪,有点儿好像不归杨则归墨,搞得像两军对垒,非得你死我活似的。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批评过“新清史”,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,也觉得他们有偏颇,但是我也要说,学术讨论,不必过度政治化。他们有一些想法也有启发性,也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,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历史。就像本田实信、杉山正明、冈田英弘他们强调蒙古时代史不是元史,而是世界史一样,你不同意没关系,但听听也有一些启迪嘛。有人说,他们那些玩意儿只不过是日本明治、大正时代满蒙之学的翻版,这话就有点儿过了。其实,你要看到两者的不同,现在新清史的基础,一是超越民族国家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国,二是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强调各族认同的存在,三是借用满蒙文资料质疑汉文史料的历史叙述,颠覆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性。这些基础或者预设,可能和一百年前日本学界兴起的满蒙之学,还是不一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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